我帶著未打包好的一半行李匆忙逃離了大山,沒有回去取其餘的東西。我去了鹽湖城,和德魯度過了剩下的假期。
我試圖忘記那個夜晚。十五年來,我第一次合上日記,把它收了起來。寫日記是一種沉思,而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
新年過後,我回到劍橋,但我與朋友們疏遠了。我曾見過大地顫動,感受過最初的震顫;現在我等待著一場將要改變地貌的大地震。我知道它將如何開始。肖恩會思考爸爸在電話里告訴他的話,他遲早會意識到我的否認——我聲稱爸爸誤會了我——是一個謊言。等他明白過來,一小時內他可能會鄙視自己,接著他會把他的厭惡轉移到我身上。
事情發生在三月初。肖恩給我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裡面沒有問候,也沒有任何信息,只有《聖經·馬太福音》的一章,其中一節用粗體顯示:毒蛇的種類!你們既是惡人,怎能說出好話來呢?這句話讓我血液凝固。
一小時後肖恩打來電話。他語氣隨意,我們聊了二十分鐘彼得,談論他的肺發育得怎麼樣了。然後他說:「我要做一個決定,想聽聽你的意見。」
「當然。」
「我拿不準主意,」他停頓了一下,我還以為也許是信號斷了,「是親手殺掉你呢,還是雇個殺手。」一片死寂。「如果算上坐飛機的費用,雇個人可能更便宜。」
我假裝沒聽懂,但這隻讓他更咄咄逼人。他開始辱罵和咆哮。我試著讓他平靜下來,但沒有成功。我們終於露出了本來面目。我掛斷電話,但他一次又一次打過來,每次都重複同樣的話,說我該小心點,說他雇的殺手會來找我。於是我打電話給父母。
「他不是那個意思,」母親說,「不管怎樣,他沒有那麼多錢。」
「這不是重點。」我說。
爸爸想要證據。「你沒把通話錄下來?」他說,「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認真的?」
「他聽上去和拿那把帶血的刀威脅我時一樣。」我說。
「那麼他不是認真的。」
「這不是重點。」我又說了一遍。
電話最終不再打過來,但並不是因為我父母做了什麼,而是肖恩將我從他的生活中徹底清除了。他寫道,讓我離他的妻子和孩子遠點,滾得越遠越好。郵件很長,有上千句指責和怒氣沖沖的話,但到最後,他的語氣是傷感的。他說他愛兄弟們,他們是他認識的最好的人。我愛你勝過愛他們,他寫道,但你一直在我背後捅刀子。
我已經好多年沒和這個哥哥聯繫了,但即便幾個月前就料到了這個結局,失去他仍然讓我不知所措。
父母說他與我斷絕關係合情合理。爸爸說我歇斯底里,當我的記憶顯然不可信時,我便輕率地指控別人。母親說我的憤怒才是真正的威脅,而肖恩有權保護他的家人。「那天晚上你的憤怒,」她在電話里告訴我,就是指肖恩殺死迭戈的那晚,「比任何時候的肖恩都要危險兩倍。」
現實變成了液體。我腳下的地面塌陷了,拖著我下墜,飛快地旋轉著,就像沙子從宇宙底部的一個洞里漏出來。下一次我們交談時,母親告訴我,那把刀從來就沒有威脅的意思。「肖恩想讓你更舒服些,」她說,「他知道如果他拿著刀會嚇到你,所以才把刀遞給了你。」一周後,她說根本就沒有刀。
「你的現實如此扭曲。」她說,「跟你說話,就像和一個甚至不在現場的人說話一樣。」
我同意她的話。的確如此。
那年夏天,我拿到了去巴黎學習的助學金。德魯與我同去。我們住在第六區靠近盧森堡公園的公寓。在那裡我開始了嶄新的生活,這句話說起來幾乎是陳詞濫調。我被城市裡遊客最多的地方所吸引,這樣我就可以加入其中。那是一種狂熱的遺忘方式,整個夏天我都在追逐它:在成群的遊客中忘記自我,允許自己抹去全部的個性、性格和歷史。景點越是有粗魯的吸引力,我就越被其吸引。
在巴黎待了幾周後,一天下午,上完法語課歸來的途中,我在一家咖啡館停留,查看電子郵件。有一條來自姐姐的消息。
父親去過她那裡了——僅憑這一點我便立刻明白了——但我讀了幾遍才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父親向她證實,肖恩已經被基督的贖罪所潔凈,成了一個新人。他警告奧黛麗,要是她再提過去的事,會把我們一家人都毀了。爸爸說,我和奧黛麗原諒肖恩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們不原諒,那麼我們的罪過會比肖恩的還深重。
我很容易便想像出這次會面的場景:父親坐在姐姐對面,面色凝重,言語充滿敬畏,鏗鏘有力。
奧黛麗告訴爸爸,她早就接受了贖罪的力量,並且已經原諒了哥哥。她說是我煽動了她,又燃起了她的怒火。是我背叛了她,因為我不再信仰上帝,而是將自己交給恐懼——那是撒旦的領地。她說,我很危險,因為我被恐懼所控制,受控於恐懼之父路西法。
姐姐的信就是這樣結尾的,她告訴我,我已經不受她的家人歡迎,甚至不能再打電話給她,除非有人監督,以免她屈服於我的影響。讀到這裡,我放聲大笑。這種情況有悖常理,但也不無諷刺意味:幾個月前,奧黛麗曾說肖恩和孩子們在一起時應當有人監督。現在,經過我們的努力,被監督的人變成了我。
當我失去姐姐,也就失去了全部家人。
我知道父親會像去她家一樣挨個造訪我哥哥們的家。他們會相信他嗎?我想會的。畢竟,奧黛麗會證實他的話。我的否認將毫無意義,只不過是一個陌生人的咆哮。我走得太遠,改變得太多,早已與他們記憶中那個膝蓋結痂的妹妹相去甚遠。
幾乎不可能壓倒我父親和姐姐為我創造的歷史。他們的講述會先說服我的哥哥們,接著傳及我的堂表親,傳遍整個山谷。我失去了所有親戚,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
在這種心境下,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我獲得了哈佛大學訪學獎學金。從沒有哪個消息像這樣讓我漠不關心。我知道,作為一個從垃圾堆里爬出來的無知女孩,竟被允許去那樣的地方讀書,我應該感激涕零才是,但我絲毫提不起熱情。我已開始思考教育讓我付出的代價,開始對它心生怨恨。
讀了奧黛麗的信後,過去的一切都變了。變化從我對她的回憶開始。當我憶起任意一段我們共同度過的童年時光,憶起那個曾經是我的小女孩和曾經是她的小女孩在一起時或溫情或幽默的時刻,記憶立刻改變了,被玷污了,開始腐朽。過去變得和現在一樣蒼白可憎。
每個家庭成員都經歷了同樣的變化。我對他們的記憶變成了不祥的控訴。其中那個曾經是我的女孩,不再是個孩子,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生物,充滿威脅,殘忍無情,會將他們吞噬。
這個怪物小孩跟蹤了我一個月,我才找到驅逐她的邏輯:我可能瘋了。如果我瘋了,一切就說得通了。如果我神志正常,一切都說不通。這種邏輯似乎糟透了,同時也是一種解脫。我並不邪惡,我只是病了。
我開始變得順從,經常依從別人的判斷。如果德魯記得的東西和我的不一樣,我會馬上承認這一點。我開始依賴德魯告訴給我的生活中的事實。我質疑自己並樂在其中,不確定我們是在上星期還是上上星期見過某個朋友,我們最喜歡的可麗餅店是在圖書館還是博物館旁邊。質疑這些瑣碎的事實以及自己掌控它們的能力,讓我得以懷疑記憶中的每一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
我的日記是個問題。我知道我的記憶不僅僅是記憶,我曾記錄下它們,於是它們以白紙黑字的形式存在。這意味著不僅僅是我的記憶出了差錯。錯覺處於更深層,位於我的內心深處,在事情發生的那一刻便開始捏造,然後以虛構的形式被記錄了下來。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像個瘋子一樣生活。見到陽光,我懷疑要下雨。我不停地渴望向人們核實,他們是否看到了我看到的東西。這本書是藍色的嗎?我想問。那個人個頭高嗎?
有時候,這種懷疑以一種毫不妥協的確定的形式出現:有時候,我越懷疑自己的理智,就越強烈地捍衛自己的記憶,捍衛自己的「真相」,覺得這才是唯一可能的真理。肖恩暴力、危險,而父親是他的保護者。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接受聽見其他的意見。
在那些時刻,我迫切尋找一個理由,讓我相信自己神智正常。證據。我像渴望空氣一樣渴望它們。我寫信給艾琳——肖恩在賽迪前後交往過的女人,我十六歲後再也沒見過她。我把記憶中的事告訴了她,直截了當地問她,我是不是瘋了。她立即回復說我沒瘋。為了幫助我相信自己,她分享了她的記憶——肖恩朝她尖叫,罵她是個妓女。我的思緒被那個詞擢住了。我沒有告訴她,那是我的專屬辭彙。
艾琳又給我講了一件事。一次,她跟肖恩頂嘴——只是一點點,她說,近乎試探的態度——他一把將她從房子里拽出來,把她的頭用力推到一面磚牆上,她還以為他要殺死她。他的手掐住她的喉嚨。我很幸運,她寫道,不等他開始掐我,我便高聲尖叫,我爺爺聽見了,及時阻止了他。但我知道我在他眼裡看到了什麼。
她的信就像一根固定住現實的欄杆,當我思緒開始飛轉時,伸手便可以抓住它。直到我突然意識到,她可能和我一樣瘋。她顯然不正常,我對自己說。在她經歷了這些後,我怎麼還能相信她的話呢?我不能相信這個女人,因為在所有人中,只有我知道她的心理創傷有多麼嚴重。於是我繼續從其他渠道尋找證據。
四年後,一個純粹偶然的機會,我找到了證據。
在猶他州調研時,我遇到一個年輕人,他聽到我的姓氏便很生氣。
「韋斯特弗,」他陰著臉說,「跟肖恩有什麼關係嗎?」
「那是我哥哥。」
「好吧,上次見到你哥哥,」他在最後一個詞上加重語氣,好像在上面吐了口唾沫,「他用雙手掐住我表姐的脖子,把她的頭朝磚牆上撞。要不是我祖父,他會要了她的命。」
終於找到了。一個證人。一個不偏不倚的描述。但當我聽到它時,我已經不再需要它了。自我懷疑的狂熱早已褪去。那並不意味著我完全相信自己的記憶,但我相信它就像相信別人的記憶一樣,甚至相信它比一些人的記憶更可信。
但那是多年以後的事了。